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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區民族人口城市化差異實證分析(摘要)
作者:鄧 艾

《民族研究》 2006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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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民族為基本單位,以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為依據,運用計量經濟學模型和方法,分析了中國西部地區51個民族的城市化水平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結果顯示,西部地區各個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存在巨大差異,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相差近20倍,城市化水平的民族差異遠大于其地區差異。文章分析了影響各民族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同時還發現,各民族人口的城市化率高低,與所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以及所在地區的民族構成(漢族人口比例或少數民族人口比例)之間不存在明顯的聯系。
       關鍵詞:西部地區 民族人口 城市化率 計量分析
       作者鄧艾,西北民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地址:蘭州市,郵編730030。
       一、引言
       城市化是當代中國正在經歷的最重要的結構性變化之一。參見\[美\] Dwight H.Perkins:《中國經濟對中國經濟學家提出的挑戰》,陳甬軍、陳愛民主編:《中國城市化:實證分析與對策研究》序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近年來,不少學者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歷史、現狀、特點和影響等因素作了深入研究,有大量的文獻可以參考借鑒。其中Goldstein,參見Goldstein, S., Urbanization in China, 1982-87: Effects of Migration and Reclassific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6, No.4, pp.673-701, 1990。B. M. Popkin,參見B. K. Popkin, Urbanization, Lifestyle Changes and the Nutrition Transi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No.11, pp.1905-1916,1999。Chan和Hu,參見Kam Wing Chan and Ying Hu,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990s: New Definition, Different Series, and Revised Trends, The China Review, Vol. 3, No. 2(Fall 2003), pp.49-71。李楠和李樹茁,參見李楠、李樹茁:《區域人口城市化研究》,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6年版。王小魯和夏小林,參見王小魯、夏小林:《優化城市規模、推動經濟增長》,《經濟研究》1999年第9期。陳甬軍和陳愛民參見陳甬軍、陳愛民主編:《中國城市化:實證分析與對策研究》。等學者,從不同側面對中國的城市化問題作了經驗實證分析。然而,國內外已有的城市化研究,大多以特定的地域空間為研究單位,探究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城市化發展進程,而研究特定社會群體的城市化問題,尤其是研究民族人口城市化問題的學術文獻甚少,有關的量化分析則幾近空白。本文以民族為基本研究單位,對中國西部地區51個民族成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差異,以及影響民族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因素進行計量分析。
       城市化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地區或一個社會群體的經濟、社會、文化綜合發展水平。中國是一個有56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也是一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少數民族人口大部分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區的11個省區(市),即內蒙古、寧夏、新疆、西藏、廣西、云南、貴州、青海、甘肅、四川、重慶。在本文中,“西部地區”僅指中國西部12省區(市)中多民族聚居的內蒙古、寧夏、新疆、甘肅、青海、西藏、四川、重慶、貴州、云南、廣西11個省區(市),不包括陜西省。所分析的民族成份中,選取了各民族的西部地區人口數占本民族全國總人口數20%以上的51個民族,其中包括全國56個民族中的漢族和50個少數民族,不包括畬族、滿族、黎族、赫哲族和朝鮮族。城市人口為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中的“市人口”和“鎮人口”的合計數。2000年的最新人口普查數據表明,中國西部地區50多個民族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存在顯著差異(見表1)。民族人口城市化率的最高值(俄羅斯族)與最低值(東鄉族)之間相差近20倍,而全國31個省區(市)中城市化水平的最高值(上海、北京)與最低值(西藏)之間的差距也只有4倍左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個省區(地區)不同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有相當大的差距,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俄羅斯族、烏孜別克族、錫伯族、塔塔爾族的人口城市化率高達48%—80%,而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的人口城市化率卻在20%以下,塔吉克族的人口城市化率僅為8%。從城市化水平隱含的經濟社會意義上看,中國的民族發展差距,遠大于廣受人們關注的地區發展差距。
       表12000年中國西部地區51個民族的城市化率單位:%
       資料來源:本文采用的所有原始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國家民委經濟發展司:《2000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版。城市化率為西部地區每個民族的城市人口與該民族西部地區總人口的比率。
       那么,在西部地區大體相似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下,實行統一的國家法律制度、統一的經濟社會制度和國家政策,面臨同樣的城鄉收入差距,為什么處于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會有不同的城市化水平?或者說,中國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族際差異是哪些因素引起的?顯然,對此進行深入研究,不僅具有學術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意義。
       二、理論模型
       城市化歷來被研究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所關注。為了解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系列理論模型。其中,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和托達羅“農村—城市人口遷移”模型,揭示了人口城鄉遷移的基本動因和特征,是公認的城市化經典理論框架。二元經濟模型假定欠發達地區存在兩個部門:邊際生產力低的農村傳統產業部門和邊際生產力高的城市現代工業部門。城市化就是勞動力(人口)從低報酬的鄉村部門向高報酬的城市部門遷移流動的過程。因而,鄉村經濟部門與城市經濟部門的生產力差異以及由此引起的城鄉收入差距是城市化進程的動因。托達羅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城市化或人口鄉村-城市遷移起因于城鄉預期收入差距而非實際收入差距。根據該模型,如果農村人口在城市的預期收入大于遷移成本(實際機會成本和心理成本),就會發生人口城鄉遷移(即城市化),反之則不會。
       有關的實證研究也對影響城市化水平的因素作了識別和檢驗。H·錢納里(H. Chenery)等對1950—1970年期間101個國家的經驗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城市化水平與人均GNP、工業化水平、勞動力非農產業就業比例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參見[美]H·錢納里、M·賽爾昆著,李新華等譯:《發展的型式:1950-1970》,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2、61-70頁。P·貝羅克(P. Bairoch)分析了西歐各國、美國、加拿大等國歷史上工業化時期的時間序列數據和橫截面數據,發現當時這些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與其人均GNP增長率及工業化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參見[瑞士]P·貝羅克著、肖勤福等譯:《城市與經濟發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234頁。
       近年來一些學者在對中國城市化水平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中,也得出了大體相似的結論。Aimin Chen,參見Aimin Chen, Urbanization and Disparities in China: Challenge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13, pp.407-411, 2002。張宏霖,參見張宏霖:《中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陳甬軍、陳愛民主編:《中國城市化:實證分析與對策研究》。陳愛民、愛德華·冠森參見陳愛民、\[美\]愛德華·冠森:《影響中國人口城市化的因素分析》,陳甬軍、陳愛民主編:《中國城市化:實證分析與對策研究》。等學者發表的研究文獻表明,無論從全國還是從省級水平看,或者從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橫向對比來看,城市化水平與人均GDP水平、城鄉收入差距、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人均教育水平等因素之間都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并且發現,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的省際城市化水平的差異,總體上與各省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關。參見蔣耒文、\[美\]考斯頓:《中國區域城市化水平差異原因探析》,《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1期。
       
       已有的城市化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特別是托達羅“農村—城市人口遷移”模型關于城鄉人口遷移取決于遷移者預期收入和遷移成本的理論,為研究中國西部地區民族人口城市化差異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民族而不是地區或國家,因而需要對現有的理論和實證分析框架作必要的修正和補充。在參照借鑒已有的城市化模型基礎上,根據中國西部地區民族人口的經濟社會特征,并考慮相關數據資料的可得性,本文構建了關于民族人口城市化的如下計量模型:
       方程中的變量均取其自然對數。因變量U表示特定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用西部地區各個民族的城市人口占其西部總人口比例來衡量。變量的下標i表示特定民族。C是常數項,代表不可觀測的各種因素(如地理因素、歷史因素、宗教因素等)。u表示隨機干擾。系數α、β、γ、δ、ε、θ為待估參數。其余為民族人口城市化率的解釋變量,其含義如下:
       (1)E表示各個民族的勞動力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用以反映各民族人口從傳統農牧業經濟部門向工商業、服務業等現代經濟部門轉移的情況。由于無法得到各個民族的人口城鄉人均收入數據和民族人口城市失業率數據,而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則體現了各民族人口在城市經濟部門的實際就業狀況和參與工業化發展進程的狀況,因而希望通過非農產業就業比例來間接反映托達羅模型中人口城鄉遷移的預期收益和就業率。預期各民族勞動力非農產業就業比重與民族人口城市化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2)H表示各個民族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用西部地區各個民族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它是每個民族15歲以上人口中的文盲人數、掃盲人數,以及小學、初中、高中,中專、大專、大學、研究生學歷人數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數。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影響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重要因素。參見[瑞士]P·貝羅克著、肖勤福等譯:《城市與經濟發展》,第257頁。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們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在城市經濟部門獲得就業機會,也越容易取得較高收入。此外,對于中國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而言,教育水平高低還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西部各少數民族中,除了回族等幾個民族講漢語以外,其余少數民族大都講本民族語言,少數民族聚居的農村、牧區更是如此。少數民族農村人口遷入多民族雜居、人口高速流動的城市中,如果不通過接受教育來掌握城市社會通用的語言文字,將難以生存。而且,人們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容易適應城市生活方式,放棄本民族特有的傳統農村牧區生活方式、傳統價值觀念的心理成本也越低。可見,各民族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與該民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預期收益正相關,與遷移成本負相關。平均教育水平與城市化率之間應當是正相關關系。
       (3)D表示民族人口聚居度。用各民族西部地區人口占該民族全國總人口的比例衡量,以反映各民族人口在西部地區的聚居程度,以及與此相對應的民族傳統文化對人口城鄉遷移流動的影響。西部地區50多個民族的分布格局是“大雜居、小聚居”。在西部地區眾多民族中,回族等幾個民族的地域分布相對較為分散,其余絕大多數民族的人口地理分布則比較集中。全國藏族人口的99%以上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肅、云南5省區,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等民族98%以上人口分布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其余各個民族的地理分布也是如此。進一步看,在各個省區內部,同一個民族的大部分人口又相對集中分布在少數幾個地區、自治州、自治縣。參見張善余、曾明星:《少數民族人口分布變動與人口遷移形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因此,各民族的西部地區人口占該民族全國人口的比例,實際上反映了各民族人口在西部特定地區的聚居程度。同一個民族的人口在局部地區的高度聚居(或者相對分散分布),究竟是有利于這個民族的城市化進程,還是相反,迄今尚無公認的理論。研究欠發達地區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等認為:同一個民族的人口之所以在一個地區聚居,是因為有著相似的背景、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相互之間識別和交往的成本較低;但在聚居地區,那些一成不變的規則可能會過分偏袒與發展無關的民族傳統,從而會妨礙民族發展。參見[美]金德爾伯格、赫里克著,張欣等譯:《經濟發展》,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5頁。因而,一個民族的人口在某一地區的聚居度越高,該民族的人口城鄉遷移的心理成本和社會文化成本越高。這種觀點是否適合中國西部地區的情況,有待于檢驗。
       (4)P表示各民族人口規模。用西部地區各民族的人口總數代表,旨在檢驗人口規模大小對各個民族的城市化發展進程的影響。西部地區各民族人口規模的差異巨大,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西部地區人口最多的漢族有2.4億人,人口最少的高山族僅有0.12萬人。那么,人口數量方面占有相對優勢的民族,在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是否也處于有利地位?這一點也有待于實證檢驗。
       (5)R表示地區城市化率。它等于西部各省區的城市化率與每個民族在西部各省區人口分布比例的乘積之和。引入這一變量的目的在于反映西部各省區之間城市化水平差異對各民族城市化率的影響。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各個民族的人口在城市化率較高省區的分布比例越高,則該民族的總體城市化率越高;反之,其總體城市化率就越低。因此,R與城市化率U之間應當是正相關關系。
       (6)S表示地區民族構成。它是西部地區各省區少數民族人口比例與每個民族在西部各省區人口分布比例的乘積之和。引入該變量,旨在考察西部地區所有少數民族人口或漢族人口的相對比例是否影響本地區少數民族人口的城市化率。在人口城鄉遷移過程中,同大多數少數民族的人口相比較,由于漢族人口在語言、文字、信息交流等方面擁有便利條件,因而在同等條件下,漢族人口城鄉遷移的成本較低、凈收益更高。那么漢族人口在城鄉遷移過程中的相對優勢,是否會影響西部地區少數民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如果有影響,則意味著一個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比例越高,該地區各少數民族的城市化率就越高。需要驗證的假設是:S的系數θ顯著為正。
       由于上述模型采用的是對數方程形式,因而各解釋變量的系數均具有彈性的含義,即每個變量的系數都表示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該變量變動一定幅度對民族人口城市化率的影響程度。因此,在估測結果有效的情況下,各變量的系數符號及其數值就體現了諸因素影響民族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性質,以及影響力大小。
       三、分析結果
       表2列出了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對民族人口城市化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的主要結果。表內3個分析結果均利用初次OLS分析的殘差和DW值,采用WLS法及廣義差分方程法,對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作了校正。回歸(1)是引入所有6個解釋變量的分析結果;回歸(2)為剔除顯著性最差的lnSi(地區民族構成)后的分析結果;回歸(3)為進一步剔除不顯著變量lnRi(地區城市化率)后的分析結果。從回歸分析結果看,無論是否增減變量,方程總體顯著性的F檢驗均在1%以上顯著水平下具有顯著性,并且擬合優度R2全部在0.9以上,說明方程總體擬合效果較好,引入的解釋變量與西部地區民族人口城市化率之間存在顯著的對應關系,西部地區51個民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差異,大部分都可以在“民族人口城市化計量模型”框架內得到解釋。
       表2西部地區民族人口城市化計量模型回歸分析結果
       
       括號內數字為t值;*、**、***分別表示在0.1、0.05、0.01顯著水平下具顯著性;N表示進入運算的樣本數。
       (一)就業結構
       正如預期的那樣,勞動力就業結構(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系數符號是正的,并且在所有回歸結果中lnEi(非農產業就業比重)都在1%顯著水平以上顯著,其系數值均在0.5及其以上,大于其余因素的系數值。這表明勞動力非農產業就業比重與西部地區各個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就業結構是影響民族人口城市化水平的首要因素。民族人口的城市化率對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化的敏感性較高,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某一民族的非農產業就業比例每提高1個百分點,其城市化率就提高約0.5個百分點。城市化率高于30%的11個民族,勞動力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均在30%及其以上;城市化率低于10%的10個民族中,除了塔吉克族以外,其余民族人口的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全部在12%以下。民族人口城市化率與各民族勞動力非農產業就業比例高度正相關的結論,同劉易斯二元結構模型、托達羅人口城鄉遷移模型揭示的城市化進程是一致的,即城市化就是傳統農村經濟的工業化、現代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從生產率低的傳統農業部門向生產率高的現代工業部門轉移,由此引起人口由農村向城市流動。這一結論同農業就業人口比重與中國31個省區城市化水平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的有關研究結果參見張宏霖:《中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陳甬軍、陳愛民主編:《中國城市化:實證分析與對策研究》。也是吻合的。非農產業就業比例的民族差異,反映了西部地區各民族人口進入現代經濟部門的廣泛程度,也反映了各民族人口對傳統經濟活動方式的依賴程度,以及不同民族人口在鄉村-城市遷移過程中面臨的非農產業預期就業機會的差異。
       (二)教育水平
       受教育程度是影響民族人口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在回歸(2)和回歸(3)中,平均教育年限的系數在1%顯著水平以上具有統計顯著性,系數值約為0.4左右。這說明各民族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與民族人口城市化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聯。城市化率高于30%的11個民族,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全部在8年及其以上,其中城市化率最高的俄羅斯族,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4年;相反,城市化率低于10%的10個民族,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大部分在6年以下,其中城市化率最低的東鄉族,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2.5年。民族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長短,反映了西部地區基礎教育、現代科學知識和專業知識普及程度的族際差異,也體現了西部地區各民族的人口在教育和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差別。民族人口的教育水平與其城市化水平顯著正相關的計量分析結果,同關于教育程度與民族人口城鄉流動過程中的遷移成本負相關、與預期收益正相關的理論推斷一致:就總體而言,一個民族的人口對教育的投資越多,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容易適應和參與城市化、現代化發展進程。
       (三)民族人口聚居度
       民族人口聚居度是影響民族人口城市化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在3個回歸分析結果中,lnDi(民族人口聚居度)系數的t檢驗均在1%以上顯著水平下有顯著性,符號為負。系數絕對值較大,回歸(3)中的系數值約為-0.25,這意味著其他條件相同,某一民族的聚居程度每降低2個百分點,該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就提高大約0.5個百分點。這表明民族人口的聚居程度對其城市化水平具有不容忽視的反向作用,城市化率低的民族,大部分人口聚居在西部農村地區和草原牧區,經濟社會的市場化、現代化程度低,勞動力的地區流動性和產業流動性差,傳統文化和傳統生活方式在社會上占據著支配地位。城市化率較高的11個民族中,既有聚居度在90%以上的民族(俄羅斯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京族),也有聚居度較低的民族;但是,城市化率低于10%的10個民族的聚居度,無一例外的全部在97%以上。
       (四)民族人口規模
       民族人口規模是影響民族人口城市化率的重要因素。民族人口規模的系數在1%以上水平下具有顯著性,并且符號都是負的。這表明,各民族的人口規模大小同其城市化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在給定人口就業結構、教育程度等條件的情況下,人口越少的民族,城市化率越高,人口越多的民族,城市化率越低。這一結果同預期及常理是不一致的。一般而言,如果其他條件相同,由于人口比例大的民族在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中占有一定的優勢,因而其城市化率也應高于人口比例小的民族;假如不存在這種優勢,則各民族無論人口多少,在相同的條件下就應該有相同的城市化水平,也就是說各民族的城市化率與人口基數無關。然而,聯系中國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來看,人口規模大小同各民族城市化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的計量結果,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根據國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無論民族大小、人口多少,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均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制度保證了人口規模小的民族與人口規模大的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至少有同等的權利和機會。而且,國家對人口較少的民族,在政府機關公務人員聘用、國有企事業單位公職人員招聘、大學招生錄取等許多方面還給予了更多的優惠政策。這樣,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口總數較少的民族的城市化率就相對要高一些。民族人口規模與民族人口城市化水平負相關的計量分析結果,恰好證實中國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保障少數民族的發展權利和發展機會方面是有效的。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人口規模與各民族人口城市化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是顯著的,但是lnPi(民族人口規模)的系數值很小,因而人口數量并不是影響民族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低的決定性因素。
       (五)地區城市化率
       地區城市化率的系數符號是正的,這符合一般的常理,即一個民族的大部分人口所在地區的城市化率越高,該民族人口的總體城市化率也越高,或者說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各民族的經濟發展水平也越高。但是,地區城市化率與民族人口城市化率之間的這種對應關系在統計上并不顯著。這表明西部各省區的城市化水平與這些省區各個民族的城市化水平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對應關系,地區城市化率對民族人口城市化率高低的影響或解釋力相當微弱。
       (六)地區民族構成
       與地區城市化率一樣,地區民族構成(各個民族聚居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雖然系數符號與預期一致,但它對民族人口城市化率的影響不顯著。回歸(1)中,少數民族人口比例的系數符號為正,但系數值很小,并且在所有變量中lnSi(地區民族構成)的顯著性最差,即便作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校正后也是如此。剔除lnSi以后,回歸(2)的R2與和回歸(1)相等。因此,拒絕S的系數θ顯著為正的假設。由此可見,西部地區各個民族的城市化水平高低,同這一地區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高低或者漢族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高低,沒有直接聯系。那種認為民族地區漢族人口比例高低會影響當地少數民族人口經濟社會發展的觀點,在本文采用的計量模型和人口普查數據的框架內,無法得到證實。
       綜上所述,在“民族人口城市化計量模型”的6個自變量中,就業結構、人均受教育年限、民族人口聚居度、民族人口規模4個變量能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并且其符號和系數值均有合理的經濟意義;地區城市化率和地區民族構成(少數民族人口比例)這兩個變量的符號雖然合乎預期,但在統計上極不顯著,無法通過計量檢驗。根據表2中的回歸(3),可以把基于2000年橫截面數據的“民族人口城市化計量模型”表示為:
       
       ln Ui=1.86+0.49ln Ei+0.44ln Hi-0.25ln Di-0.03ln Pi
       (4.364)(11.341)(10.218)(-3.788)(-4.681)(2)
       R2=0.956F=243.49DW=1.726
       括號內為t值。方程(2)表明,中國西部地區民族人口城市化率的高低,以及不同民族城市化水平的差異,主要取決于四個因素,按其重要程度(回歸系數絕對值)排列依次是:各民族人口的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各民族成人人均受教育年限,各民族的人口聚居度,各民族的人口規模,其中,前兩個因素與城市化率正相關,后兩個因素與城市化率負相關。
       四、結論
       顯而易見,對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各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及其特征進行計量分析,是有意義的。本文在借鑒一般的城市化理論模型和相關經驗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構建了“民族人口城市化計量模型”,并采用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和計量經濟學方法,對中國西部地區11個省區51個民族(包括漢族和50個少數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及其影響因素做了實證分析。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西部地區各民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存在明顯差異。民族人口城市化率最高值與最低值之間相差近20倍,這一差距是全國31個省區城市化水平最高值與最低值差距的4倍。由此反映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民族差異,遠大于已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地區差距。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西部地區各民族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差異,是經濟因素、民族文化因素、國家民族政策因素等綜合作用的結果。
       第二,各民族人口的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與民族人口城市化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西部地區50多個民族城市化水平的差異,大部分可歸因于就業結構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族際差異。
       第三,各民族人口的聚居程度、民族人口規模與民族人口城市化率負相關。前者說明民族傳統文化因素對各民族城市化、現代化發展進程有負面影響;后者表明國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對少數民族、尤其是人口較少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有正面影響。
       第四,實證分析結果顯示,西部11個省區的地區城市化率與各民族人口城市化率之間不存在顯著的聯系。這說明西部各省區的城市化進程與這些省區各民族人口的城市化進程是不同步的,各民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所在省區的總體城市化水平。這一結論對那種把西部各省區經濟發展等同于西部地區各民族經濟發展的觀點,提出了質疑。
       第五,實證分析還發現,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漢族人口比例(或少數民族人口比例)與各民族人口城市化發展水平之間也不存在必然聯系。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漢族人口比例高低會影響當地少數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在本文理論模型和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框架范圍內,無法為這種觀點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相反,本文的結論是:西部各省區漢族人口比例或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并不影響這些省區各民族人口的城市化發展進程。
       限于數據資料的缺乏,本文僅作了橫截面分析,且僅研究了影響民族人口城市化的表層因素,同時還不得不舍棄了人均收入等重要變量。如果用翔實可靠的歷史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或引入更多變量作深層原因分析,可能會得出與本文不同的結論。
       〔責任編輯馬骍〕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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