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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存真]二十世紀初《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
作者:王列平

《文史精華》 2007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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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年2月,一部劃時代巨著《共產黨宣言》公布于世,它標志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式開始。由于《宣言》完整、系統、嚴密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思想,因而它的誕生就像一盞燦爛的明燈,照亮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解放道路。《共產黨宣言》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其傳播過程頗為復雜和曲折。
       資產階級革命派與《共產黨宣言》的早期傳播
       馬克思主義最早傳入中國,不是通過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而是由西方傳教士和資產階級改良派介紹過來的。西方傳教士是為了向中國人民兜售西方的宗教教義,而資產階級改良派則是為了鼓吹西方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學說。然而就在他們兜售和鼓吹的過程中,卻先后不自覺地、零星地、甚至是歪曲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內容介紹給了中國人民。
       在中國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馬克思及其學說,是1899年2月出版的《萬國公報》。這是英國傳教士威廉士于1887年在上海創辦的一種刊物。該報很早就登載過巴黎公社和第一國際日內瓦大會消息。隨后,它又介紹歐美各派社會主義,并把它們通稱為“大同學”和“安民新學”。
       1899年3月,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第121期上發表了《大同學》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該文寫道:“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于君相之范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誠恐遍地球之財幣,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系富家權盡之時。何也?……”這是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文報刊上。而文中關于“馬克思之言曰”后的文字,則是對《共產黨宣言》中的“資產者與無產者”一節的內容意譯(今譯“資產階級”)。按李提摩太的本意是想通過這一介紹,告知清政府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閉關鎖國是不行的,同時還規勸清廷當權者接受新潮和改良。但他萬萬沒有想到,卻在無意之中曲折地將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了中國。
       此后,在資產階級改良派主辦的《新民叢報》、《大公報》上也相繼刊登了一些介紹馬克思及其學說的譯文。1902年10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十八號上發表了《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對馬克思及其學說作了簡要的介紹。然而這些介紹都是在所謂“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旗號下,作為西方政治學派中的一派加以介紹而已,其目的是借此向清政府施加壓力,逼迫清廷行君主立憲政體。
       在中國開始有意識、有目的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是以孫中山為首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在向西方學習、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同時,還十分真摯地同情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他們與資產階級改良派不同之處在于,是用一種贊賞的態度來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
       1896年孫中山旅居倫敦時,就開始了探討社會主義理論,并知道了馬克思。宋慶齡回憶說:那時“他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聽到了關于列寧和俄國工人革命活動的消息。早在那個時候,社會主義就對他發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學生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并閱讀了當時的社會主義書刊”,開始萌發了社會主義思想。
       雖然此時的孫中山并不十分了解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歐洲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理論家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區別,但由于他對社會主義有了朦朧的認識,因而他自信地以社會主義者自詡,并懷著虔誠和熱情四處尋找社會革命黨。1905年初,孫中山訪問了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會見了當時第二國際主席王德威爾得及書記處書記胡斯曼。在會見中,孫中山自稱是社會主義者,并說明了中國社會主義者的目標和綱領,他表示:“中國社會主義者要采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是要避免其種種弊病”,“我們要在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過渡的新社會,……中世紀的生產方式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經受資本家剝削的痛苦。”為此,孫中山還請求第二國際書記處接納他為“黨的成員”。但由于種種原因,孫中山這個愿望沒能實現。
       盡管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派由于受到歷史的局限,還不能正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學說還是進行了大量的摘譯,較系統地進行了介紹。著名資產階級革命家朱執信、宋教仁等人都曾在《民報》上著文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摘譯《共產黨宣言》中有關的章節內容。
       
       1906年1月,朱執信以筆名蟄伸在《民報》第二號上發表了《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較為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學說,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為創立科學社會主義而從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動。與此同時,他還對《共產黨宣言》進行了評述。他說,“馬爾克(即馬克思)既草《共產主義宣言》,萬國共產同盟會(第一國際)奉以為金科玉律”,“德意志之勞動者亦感于馬爾克之說,起而與富豪抗”。又說:“前乎馬爾克言社會主義而攻擊資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來,與謀所以去之道何自者,蓋未有聞也。故空言無所裨。……夫馬爾克之為《共產主義宣言》也,異于是。”他為此還專門摘譯了《共產黨宣言》中的4段內容介紹其要點。如第一章開頭譯文是:“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一非階級爭斗之陳跡乎。”(今譯“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結束語的譯文是:“凡共產主義學者知隱其目的與意思之事,為不衷而可恥,公言其去社會上一切不平組織而更新之之行為,則其目的,自不久達。……噫,來,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
       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報》第五號上,宋教仁也以犟齋的筆名譯著了《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第一次向國民介紹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并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其曰:“蓋平民所決者,惟鐵鎖耳,而所得者,則全世界也。”“萬國勞動者,其團結!”他所譯的比朱執信譯的更貼切于原文。葉夏聲也以夢蝶生為筆名,在《民報》的第七號上發表了《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一文,也在文中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10條綱領。
       1908年1月,在同盟會員劉師培、何震等人創辦的以宣揚無政府主義為主的《天義報》第十五號上,刊登了民鳴所譯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寫就《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一部分,并加了編者按語說:“案共產黨宣言,發明階級斗爭說,最有裨于歷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當時思想之變遷,欲研究社會主義之歷史者,均當從此入門。”隨后,又在3月出版的《天義報》第十六至十九期合刊上,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譯文。
       上述《共產黨宣言》各種版本的摘譯主要來自日文,而日文《共產黨宣言》全文本,則是1904年首刊于幸德秋水主編的《平民新聞》上。由此可見,資產階級革命派雖說在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上,出現了不少曲解和誤解,但畢竟給國內的知識分子打開了眼界,提供了思想武器,為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學說能在中國迅速傳播奠定了基礎。
       五四運動推動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傳播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在向海外積極尋求革命理論時,一方面熱情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運用其學說觀察、剖析國家命運,謀求民族獨立解放;另一方面又在其自身學習的基礎上廣泛地開展宣傳,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1919年4月,在陳獨秀主編的《每周評論》第十六期上發表了以“舍”署名的介紹《共產黨宣言》的文章。文章在序言中指出:“這個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在主張階級戰爭,要求各地勞工的聯合,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在介紹《共產黨宣言》第三章“無產者與共產黨”的基本內容時,作者明確指出:“勞工革命的第一步,我們所最希望的就是把無產階級高舉起來,放他們在統治的地位,以圖Democracy的戰爭的勝利。這些無產階級的平民,將行使他們政治上的特權,打破一切的階級,沒收中產階級的資本,把一切的生產關系都收歸政府掌管,由這些人去組織一個統治的機關。并且要增加生產的能力,愈速愈妙。”文章還著重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的十大政綱,較之《民報》的譯文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雖然該文對《共產黨宣言》的介紹仍有許多不準確之處,但卻突出了《共產黨宣言》中有關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思想,強調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主要任務“要增加生產的能力,愈速愈妙”等。該文的發表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對即將來臨的五四運動有一定的促進和影響。
       
       隨著五四運動的興起,也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在這期專號上,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系統而簡明的介紹,認為“自馬氏與昂格思合布《共產黨宣言》,大聲疾呼,檄告舉世勞工階級,促他們聯合起來,推倒資本主義,大家才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做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不僅如此,李大釗在介紹唯物史觀時,還專門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內容。而他在擔任北京《晨報》副刊編輯時,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連續登載淵泉所譯的《馬克思唯物史觀》一文。該文從《共產黨宣言》產生談起,并對《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進行了較準確的翻譯:“共產黨以隱蔽主義、政見為卑劣的行為。所以我們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們能夠推倒現時一切的社會組織,我們的目的就可以達到。使他們權利階級,在共產革命的面前要發抖的。勞動者所喪失的東西,是一條鐵鏈。勞動者所得的東西,是全世界。愿我萬國勞動者,團結毋懈!”
       在五四運動期間,一些國民黨人也由過去介紹各派社會主義學說,轉為主要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階級斗爭理論以及十月革命方面來。當時由國民黨人主辦的《建設》雜志、《星期評論》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便是他們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據統計,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設》雜志就刊載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包括譯文)20余篇,成為當時國內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比較突出的刊物之一。而《星期評論》則是與《新青年》齊名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在全國學生群眾中很有影響,學生和工人經常有很多人投稿”,就連陳望道所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也是由《星期評論》相約的。《覺悟》副刊也是如此。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內,刊載了馬列主義原著及介紹蘇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達50余篇,其數量超過了《新青年》。由此可見,這3個刊物在中國早期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方面是功不可沒的。雖然此時在國內涉及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中文摘譯比較多,但還沒有一本完整的全譯本。
       1920年春,陳望道由于在浙江第一師范受到守舊派的攻擊,便離開此地,回到故鄉義烏分水瑭,因受約《星期評論》主編人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的委托,開始潛心研究新思潮,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學時思想頗為激進,曾買到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亦深知此書的分量,打算譯成中文。可閱讀之后,他放棄了自譯的打算。因為,翻譯此書絕非易事,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還要有相當高的中文文學修養。比如該著作的第一句話(今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要想貼切地譯成中文就不容易。此后,當他回到上海主編《星期評論》時,便四處物色合適的譯者翻譯《共產黨宣言》,準備在該刊連載。《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得知此事向他舉薦一人,杭州的陳望道可勝此任。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產黨宣言》,陳獨秀又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英文本(原著為德文本),供陳望道對照翻譯(據云,周恩來在50年代曾問陳望道,《共產黨宣言》最初依據什么版本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是據日文本譯,同時參考英文本)。
       陳望道回到家鄉后在一間柴房里,開始專心翻譯這部偉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經年失修,破爛不堪,而山區早春的氣候還相當寒冷,常常凍得他手足發麻。可他硬是只憑借著柴房里的一塊鋪板,兩條長凳,一盞油燈,以及老母親送來的三餐菜飯,夜以繼日,孜孜不倦,終于在4月間把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部經典著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譯成了中文本,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共產黨宣言》全譯本正式出版
       陳望道把中譯本《共產黨宣言》連同日文、英文版交給李漢俊,請他校閱。當李漢俊校畢,又送陳獨秀再校,經陳望道改定,正準備交《星期評論》連載時,卻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由于《星期評論》的進步傾向受到當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而此時,陳獨秀正在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印行《共產黨宣言》則是當務之急。雖因《星期評論》停刊而無法公開發表陳望道的譯作,但陳獨秀仍盡全力設法使它面世。
       陳獨秀與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議后,通過多種途徑籌措到一筆經費,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里12號,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承印《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馬克思肖像和上端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由“馬格思、安格斯合著,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在上海公開出版,這也是馬克思的著作在中國第一個全譯本。該書剛一問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廣大知識分子競相爭購,一時成“洛陽紙貴”。
       
       《共產黨宣言》初版時印了1000冊,不脛而走。一個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冊,仍然售空。當時出版發行是借用了“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而很多讀者渴望得到此書,但又苦于尋找不到“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地址,于是紛紛投書給《星期評論》雜志主編沈玄廬,詢問發行處在何處,怎樣才能購買到此書。1920年9月30日,沈玄廬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以“答人問《共產黨宣言》底發行所”為題,復信廣大讀者說:“你們來信問陳譯馬格思《共產黨宣言》的買處,因為問的人多,沒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欄答復你們問的話”,“社會主義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陳獨秀先生給我的,獨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來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馬路自鳴鐘對面。”就這樣巧妙地回答了讀者提出的問題。
       應廣大讀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陳望道中譯本《共產黨宣言》已重印達17版之多。而從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發行起,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書房印最后一版時,其該書三易書名,四改譯名,六換出版單位,沖破了反動當局一次次查禁封鎖,終于使之成為我國早期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成為了無數革命先驅走向信仰共產主義的啟蒙課本。
       《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影響和培育了當時整個一代革命者,促使他們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共產主義戰士。1936年11月,毛澤東在陜北窯洞里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講述了自己是如何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歷程時說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階級斗爭》;以及柯察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周恩來在談個人和革命的歷史時也說道:“這一時期(1920年),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斗爭》與《共產黨宣言》,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由此可見,20世紀初《共產黨宣言》雖然在中國歷經了萬分艱難的傳播過程,但最終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催生了共產主義運動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蓬勃發展。
       責任編輯 楊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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