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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時空]倒讀托馬斯.曼
作者:段 煉

《博覽群書》 2005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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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德國作家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托馬斯·曼型,巨大的創作力量,屬于德國根源及德國經驗,至高無上,猶如文學世界的君主。托馬斯·曼之后,則只剩下了另外一種:這些作家都無一例外地直奔一個主題而去一第三帝國及其盾遺癥。  世易時移,如今托馬斯·曼的作品,讀的人大約已經不多了。前些日子,偶過舊書店,居然揀得一套上下兩冊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傅惟慈譯,董衡巽序,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套書出版于1982年,書頁雖已泛黃,卻依然觸手如新,無聲地見證著這二十多年來,經典作家與經典閱讀的徹底失蔣。這讓我回想起中學時代讀完《魔山》之后,興奮得四處尋找托馬斯,曼其余作品的情景——這其中就有他早年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與晚年的《浮士德博士》。
       中學時代的熱情已經冷卻了近十年,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即由德國費舍爾出版社推出的托馬斯·曼全集以及書信集,卻仍未能完整地進入中文讀者的視界。如今,重讀托馬斯·曼的愿望,依然要靠冷攤書緣來實現,幸耶不幸?
       二
       閱讀《魔山》,給我最大的啟示是,危險的疾病,同樣可以成為人生重大經驗,成為折射人性輝煌與晦暗的一面棱鏡。疾病之于小說,恰恰類似于蘇珊·桑格塔在《疾病的隱喻》中所著力揭示的主題——是疾病的觀念,而非疾病的日常經驗;是病人在醫學體制中的地位,而非病人的本質。但無論是展示經驗還是傳遞觀念,在我有限的小說閱讀經驗中,都寥若星辰——自然,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索爾仁尼琴的《癌病房》以及魯迅的《狂人日記》是高尚的例外。
       必須承認,托馬斯·曼的這部力作對于疾病的態度,類似于燕卜蓀的《晦澀的七種類型》對于文學的態度。我初讀時即有“迷不知吾所如”的感覺。托馬斯·曼無意仿效福柯去討伐臨床醫學,或者如弗洛伊德那樣,用知識的火藥轟毀潛意識的冰山。《魔山》誘使托馬斯·曼傾盡全力,將病理學、歷史與神學的思辨熔為一爐,目的只有一個——為了把主人公漢斯·卡斯托爾普,這個“令人擔憂的孩子”,教育成“敢于生活,直面現實的務實市民”,不要“頹廢厭世,沉溺于對死亡的同情與向往之中”。我想,這正是最挑剔的評論家,也稱頌《魔山》是“本世紀(二十世紀)最符合人類尊嚴的小說”的緣由。
       漢斯·卡斯托爾普剛上山時,便熱中于研究生命的起源,探討生命到底是什么等問題。有評論家認為,這些都是“同情死亡”的表征。顯然,托馬斯·曼在以自己的經歷,重塑漢斯·卡斯托爾普的成長過程,使得小說有一種揮之不去的自傳體色彩。他把其中的理性成分,當作人道研究的一個部分,并賦予它一種教科書的意義。
       漢斯·卡斯托爾普是個“不擺架子”的年輕人,知書達禮,但他受到誘惑,最后被伯格霍夫的環境所同化。他得了感冒,發高燒,肺部感染,他覺得自己“適合做一些冒失輕率和苦惱煩惑的事”。于是,意大利人魯多維可·塞特姆布里尼與他交談,讓他覺得這個父祖都是古典人文學者的人的自由論,刺激而又煽動。心機深沉,難以捉摸的內夫塔也在他面前泄露心事。而行為怪異的庇波康,也視漢斯為摯友。
       在經歷了許多懷疑,得到了許多指點與人道主義方面的教育后,上帝與魔鬼都在努力教育啟發這個年輕人,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讓魔鬼梅菲斯特與浮士德博士打賭一樣。這種教育過程最隱秘的作用,在于使漢斯不跪拜在任何一種理論的腳下。他極力了解一切,又不受其約束。他開始把生命看作一種“永不停息的分解和重新組合的過程”。在這里,漢斯與托馬斯·曼一起,尋找到了道德與生活、精神與現實的平衡和諧調。這種和諧之美,印證了福斯特的話:“美感是小說家無心以求卻必須涉及的東西。”
       托馬斯·曼的傳記作者克勞斯·施略特,把《魔山》看成了一杯由叔本華對兩性關系的仇視、尼采的心理分析以及諾瓦利斯的自然哲學思辨攪拌而成的雞尾酒。那么,酒杯中液體的五彩斑斕,也正是德國作家深厚思想內涵和知識底蘊的體現。作為小說而言,它受到歌德《浮士德》的影響也是至為明顯的。識者指出,《魔山》的書名,使人想到《浮士德》第一部《瓦爾普爾濟世節》中的山云魔影,以及將《浮士德》中“可愛的土兵”的稱呼給了漢斯死去的侄子。
       但從更深層次看,托馬斯·曼接納了歌德的觀點,即藝術家應超越與自然單純抒情的關系,而更清楚地認識自然的表現形式。藝術理應屬于更多的人文主義學科之一。在書中,漢斯的俄羅斯女友克拉莫迪雅·舒曼稱,漢斯是“小市民,人道主義者和詩人”,并認為“如同你們德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您偉大地代表了他們”。這也反映了托馬斯·曼對“德國國粹”和它的市民性的基本看法:折中,即“生活本身的思想和人道主義思想”。
       而在那些重復出現的細節中,發展升級的各種關系的,是瓦格納的“引導動機”。托馬斯·曼的敘述方式就是瓦格納式音樂式的,仿佛《老殘游記》第二回中訴之于泰山、傲來峰、扇子崖、南天門形象的王小玉那回環曲折、節節升起的歌喉一般,托馬斯·曼在晚年曾說:“根據事物的本性以精神升華的方式去創作,是最大的樂趣。”在《魔山》中,他已經實現了這一理想。
       三
       從《魔山》溯流而上到《布登勃洛克一家》,兩部作品在盲說品質、氣度與格局上的懸隔,至為明顯。不過,如果注意到托馬斯·曼創作此書時不過26歲,也許能對這份懸隔持理解之同情,更何況是“倒讀”。
       與《魔山》的主旨晦澀、意義朦朧相比,《布登勃洛克一家》則有一種出乎意外的明晰。小說副題開宗明義地表達了小說的意圖:一個家族的沒落。很顯然,這里蘊涵了作者對往昔繁華不勝嗟嘆的憑吊。用托馬斯·曼自己話說,就是那“熟稔的形象”,依舊清晰地保留在他意識的背景上。《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一個家族的秘史。
       其實,在這之前,托馬斯·曼的某些中短篇小說已經構成了這部大作的序曲:《矮個兒弗里德曼先生》、《巴亞楚》以及《托畢阿斯·明德尼柯》里,小城呂貝克以及市民就已經在作為托馬斯·曼的敘述對象了。用傳記作者克勞斯·施略特的話說:“創造性回顧與一種風格的形成是手挽手同步形成的。”托馬斯·曼已經力圖通過現實與歷史事件,賦予虛構作品以恒久與真的魅力。  雖然其時托馬斯·曼未及而立,但他在創作上著力追求的,卻是德國式的“宏偉”。他在1901年寫道:“也就是在這次寫作過程中(撰寫《布登勃洛克一家》時),我隱秘的、灼人的野心逐步地瞄準了宏偉。”在托馬斯·曼的寫字臺上,放著托爾斯泰的畫像,旁邊就擺著《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手稿,那畫像是他個人野心的目標。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我相信,偉大的作家在其一生中并沒有發明什么,他們只是用自己的心靈對流傳下來的東西加以豐富充實并進行塑造。我相信,托爾斯泰的作品至少與我渺小的拙筆一樣具有嚴格意義的自傳體性質。”  有趣的是,托馬斯·曼是在寫作《布登勃洛克一家》時,才讀到托爾斯泰的。市民階級種種受人尊敬的傳統與“唯美主義的享受者”生活態度之間的對立,以及隨之而來的關于藝術家的社會存在的系列問題所以會引起他的關注,則是布爾熱的影響的結果。遵照布爾熱的“家庭理論”,托馬斯·曼已經開始把市民階級、“勇敢的中產階級”,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和文化秩序及形態的基礎來認識了。  托馬斯·曼對他的出身,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時代也懷有無盡的感激之情。他的家庭名望,他父親地位給予他的做派,父母的情趣素養和對他的熏陶,使得托馬斯·曼具有比同時代的作家更優越的家庭教育。更重要的因素則是,那種決定人格與精神——藝術家氣質的發展因素:北歐—羅馬型混血質。《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寫道:“他(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父親生前曾經把商人的極端講求實際的思想,對以《圣經》為代表的基督教精神和熱誠的偏于形式的宗教信仰結合起來,而且結合得很好”。
       的確如此,如果談起環境和社會土壤,對托馬斯·曼終生之作產生了根本影響的正是他的出身——那個富有正統和勤奮以及虔誠、堅定的耶穌教信仰傳統的高等市民階層。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另一位著名學者的出身相類似,并且也產生了同樣深遠的影響。那就是馬克斯·韋伯。韋伯同樣出生在一個鐘鳴鼎食之家。家庭的背景與發展體現出許多特殊的品格。韋伯后來在他論述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篇什里,著重對這些品格進行了探討。而托馬斯·曼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充分予以挖掘的,也正是這種品格。
       早在《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準備時期,托馬斯·曼已經力圖通過現實與歷史的事件,賦予虛構的作品以恒久與真的魅力。《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創作筆記表明,他對于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的熟悉:圣彼得堡的洪水,路易斯一安托尼,封·安格公爵的死刑,皇帝秘書福埃勒·波列耐寫的《拿破侖回憶錄》……這些都是魏瑪人熟悉的話題,也是氤氳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幽微處的情緒煙云。
       正如愛克曼的大著為老約翰,布登勃洛克提供了語言素材,一本祖傳的烹飪書也打開了其岳母克羅格老太太閑聊的話匣兒。讀者可以看到,托馬斯·曼是如何小心翼翼而又得心應手地駕馭漫無邊際的細節的。而且托馬斯·曼收集的不僅僅是細節,一個大家庭四代人所有成員的生平,他們朋友的、敵人的經歷,都需要組織、編排,他贏得了家人的協助——這包括孟街住宅門口拉丁文格言“上帝預見一切”,作為布登勃洛克一家沒落的見證人的三個老處女,托馬斯的牙病,擁有三次不幸婚姻的安冬妮,服務了四十年的永格曼小姐……以及《布登勃洛克一家》中那段關于終止線的描寫:小漢諾的眼睛“又一次掃過了他那整個家族譜系的紛亂的枝枝葉葉之后”,懷著“從此休矣”的信念,在自己名字下劃上了兩條終止線。
       小說中,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在閱讀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時曾說:“這個世界本來是人們想象中最美好的世界,而這個偉大的權威家卻以游戲來證明它為最壞的世界。”主人公得出這樣的結論,仿佛要與百年后的讀者“執手重話劫灰痕”。其實,這并非主觀臆斷,而是作者難掩那顆沉痛而敏感的心罷了。記得在談到這部長篇的初稿時,托馬斯·曼坦言:“我清楚地記得,最初讓我縈懷難釋的,只是那個多愁善感的晚生子漢諾的形象和身歷——也就是說,實際只是從記憶猶新的往事里,從詩人的內心觀照中,提取、滋生的東西。”可見,詩可以證史,小說也同樣可以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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