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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時空]“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
作者:吳蓉暉

《博覽群書》 2005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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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青年軍官溫斯頓·邱吉爾有幸與威廉·哈考特爵士共進午餐。席間,邱吉爾謙恭地問道:“將會發生什么事情?”老資格的維多利亞時代政治家答道:“我親愛的溫斯頓,我漫長一生的經驗使我深信,什么也不會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邱吉爾著,第30頁)
       當時那種一切平安無事的情緒又豈止是充盈在英倫上空?那幾乎是整個歐洲共有的心態。奧地利詩人安岑格魯貝爾更把這種無憂無慮的情緒概括成簡潔的格言:“你不會出什么事的。”
       科技進步、文物昌盛、天下太平。當斯蒂芬·茨威格步入晚年,回首往事時,留在他記憶中的成長期便是如此這般的曼妙無比,“整個世界處處呈現出一派無憂無慮的美好景象,因為又會有什么來打斷這種興旺呢?又會有什么來妨礙這種從自己的熱情中不斷產生新的力量的干勁呢?歐洲從來投有像當時那樣強大、富足和美麗過;歐洲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對更美好的未來充滿信心過。”(第217頁)茨威格的絕筆之作《昨日的世界》開篇即是“太平世界”,良有似也。然而良辰美景,向如白駒過隙;滄海桑田之后,迎來的竟是顛沛流離,晚景凄涼。最終,一代文豪在二戰硝煙正濃之際于異國他鄉巴西含恨自盡,赍志以歿。
       《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正是茨威格出于絕望,留給世人的最后作品。作品以散文筆法記述了自己“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成長與生活經歷,回顧了自己親身感受到的重大歷史事件;溫暖的人性,商雅的情趣,睿智的見解如涓涓細流于筆端紙間綿延流惝。這是一部不是回憶錄的回憶錄,因為“書中主觀感情的抒發,遠遠超過對客觀事實的描述”(《譯后記》);不是自傳的自傳,因為“我之所以讓自己站到前邊,只是作為一個幻燈報皆的解說員;是時代提供了畫面,我無非是為這些畫面作些解釋,因此我所講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們當時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序》第1頁);不是思想史的思想史,因為在作者的一生中“曾親眼目睹各種群眾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產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藥的瘟疫——毒害了我們歐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義”(《序》第5頁)。
       事實上,這是一部內涵豐富,意蘊深刻的不朽作品,不同的人也許會有不同的解讀,但無論怎樣都會受益良多。我則被作者和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巨大悖論或者說沖突所吸引:一個志與業均不在政治的人卻不得不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觀點;一個刻意遠離政治的人卻偏偏被政治破門而入,揪住不放;一個熱情洋溢的歐洲主義者、一個立志要做“世界公民”的人卻眼睜睜地看著歐洲政治分裂、意見分歧、爭斗不休;一個徹頭徹尾的人道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卻親身經歷了兩次慘絕人寰、血流成河的世界大戰;一個認同歐洲為自己故鄉并忠于歐洲文化理念的猶太人,卻被歐洲剔除出局。因此我想,嘗試著以“后見之明”去理解作品所蘊涵的國際政治意義,去理解一個政治維度的茨威格和一個國際關系史觀照下的茨威格是不無裨益的。特別是作者本身即具有寬闊的世界視野、廣泛的國際交游,作品又不乏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的描述與評論,而作者最終的悲劇性命運更是國際沖突的產物。況且在經歷了滄桑巨變后,晚年的茨威格也對自己與政治的關系,重新進行了反思。他說:“在我今天看來,那些在我青年時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學的人們早已沒有那些把我的目光從文學引向現實的人們來得重要。”(第200頁)茨威格已經變成了一個自覺的現實政治觀察家。上述諸點在在證明這樣的解讀不僅必要而且可能。也許更有意義的是,在二戰結束六十周年(2005年)之際,我們仍有必要從茨威格這位以生命向納粹抗議的自由戰士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既以他的眼光回顧歷史從而知道他的不足,又借他的智慧審視未來從而避免前車之覆;在歐洲一體化加速推進同時又面臨更多挑戰之際,歐洲(也包括我們這些非歐洲人)仍有必要從這位老資格的歐洲主義者身上獲取新的靈感。
       太平世界:真與假
       在茨威格眼里,他出生(1881年)和長大成人的那個世紀并不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世紀。山還是那座山:階層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從容不迫,“機器、汽車、電話、無線電、飛機等的新速度尚未影響到人的生活節奏;歲月和年齡依然有著另一種尺度。”(第29頁)經濟上,“國家沒有天翻地覆的變化,貨幣不會突然大肆貶值。那時候,要是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說成是‘破產’了,人們就會蹙起眉頭,憂心忡忡地談起這場‘災難’。”(第30頁)因而人們似乎“自始至終過的是一種生活,沒有平步青云,沒有式微衰落,沒有動蕩,沒有危險,是一種只有小小的焦慮和令人察覺不到的漸漸轉變的生活,一種用同樣的節奏度過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靜,是時間的波浪把他們從搖籃送到墳墓。”(第3頁)
       坐享太平盛世,這樣的生活、這樣的感覺顯得那么真實切近。然而當我們放寬視野,以“大歷史”的眼光回溯歷史時,就不得不指出這種太平的虛妄,因為只有戰爭才是歐洲幾百年歷史的常態。近代國際關系史即以“三十年戰爭”(1618~ 1648)揭其序幕。從1618年到1814年,歐洲的國際矛盾錯綜復雜:“有以波旁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為主的爭奪王朝利益的矛盾,以英國、法國、俄國、奧地利為主的近代民族國家爭奪歐洲霸權的矛盾,以資本主義的英國、荷蘭以及封建的法國為主的爭奪商業、航海和殖民地霸權的矛盾,還有以歐洲大國、強國為主與小國、弱國的矛盾,特別是還有殖民地與宗主國——例如北美殖民地與英國宗主國的矛盾,等等。”(《國際關系史·第一卷》)這一時期的歐洲列強一味訴諸武力,用戰爭解決問題,致使兵燹連年,生靈涂炭。雖時有休戰,也不過曇花一現,其實仍是戰爭的繼續。舉其犖犖大端者,計有法西戰爭、法荷戰爭、九年戰爭、奧土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波蘭王位戰爭、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北方大戰、俄土戰爭、拿破侖對外戰爭,等等。
       1814~1871年也好不到哪兒去。反法聯盟結束拿破侖統治后建立的維也納體系勉強維持了半個世紀,就在歐洲革命的沖擊下搖搖欲墜了。其后,普魯士通過一系列王朝戰爭,即1864年丹麥戰爭、1866年普奧戰爭和1870年普法戰爭,以鐵血手段實現了德意志的統一。與此同時,曾經稱雄一時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則無可挽回地衰落了。普魯士崛起的意義在當時還不是一眼所能看到的。戰敗后的奧地利確實迎來了和平,茨威格不無留戀地寫道:“四十年的和平使歐洲各國的經濟充滿活力,技術設備加快了生活的節奏,科學發現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狀態感到不勝自豪。”但這是軟弱的和平,是強者暫時賜予弱者的和平,也因而是強者隨時可以收回的和平。因此,在熟諳國際關系史的人眼里,實在看不出茨威格興奮的理由。
       事實上,即使是茨威格熱情謳歌的那四十年(從普法戰爭結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止),也絕非風平浪靜的黃金歲月。這近半個世紀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的重要時期,也是全球性國際關系體系最終形成的時期。資本帝國主義勢力拼命掠奪世界領土、輸出資本和擴大國際貿易,亞非拉和大洋洲悉數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網絡之中,可以說無遠弗屆。處在歐洲中心的奧地利,斯時盡管“是一個沒有雄心壯志的國家,它只希望能傷止各種激烈的變革,從而保住自己在歐洲范圍內的安然無恙的地位”<第37頁),—但就算想獨善其身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此期間,英俄繼續它們在亞洲的大角逐。俄國沿其帶閏邊緣向外拓展并奪取南方出海口的戰略,同英國保持其“日不落帝國”地位和控制本土至印度殖民地海上交通線的一貫方針發生了激烈沖突,如七十年代后期的近東危機、八十年代中期的中亞危機、世紀之交的遠東危機等。英法的爭斗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和非洲,尤其在1882年英國占領埃及以后,它們在非洲的矛盾日趨尖銳。1898年法紹達危機時兩國險以兵戎相見。德國向近東挺進的”東方政策”導致了它與在那里有著傳統利益的英法俄等國的沖撞,而1899年發生的英布戰爭更是以英德在南非的對抗為背景的。(《國際關系史·第三卷》)
       
       當然,從表面上看,與全球范圍內的擴張狂潮相比,歐洲局勢在1871-1914年期間的大部分時間內確實保持了相對的“平靜”。維也納體系固然已經土崩瓦解,但取而代之的“俾斯麥體系”還是以其苦心孤詣的復雜設計維持了歐洲的秩序。可惜人亡政息,隨著俾斯麥的下臺,各國相繼調整了對外政策。1904年和 1907年締結的《英法協約》和《英俄協約》標志著英法俄集團與德奧集團對峙的兩極均勢局面的形成。干柴已經堆就,就等那一絲半點的火星了。最終,這樣的戰爭危險就連茨威格也看得一清二楚了:“世界的局勢經常處于一觸即發的戰爭邊緣——察貝恩事件、阿爾巴尼亞危機、一次不明智的答記者問一這類摩擦引起的火花層出不窮,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積起來的炸藥的大爆炸。” (第231頁)  茨威格以追悔的心情反思道:“我們共同的理想主義,我們進步中必然產生的那種樂觀主義使得我們低估和忽視了我們共同的危險”(第225頁),好像這些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樂觀主義者再團結一些,再現實一些,再把危險估計足一些,就能避免戰爭,就能減少分歧,就有望實現歐洲的和解似的。誠然,我們不能忽視思想的作用、道義的力量、文明的影響,但正如國際關系理論大師華爾茲所言,從本質上講,是霍布斯式的無政府主義國際結構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導致和決定了戰爭。因此只要世界上還沒有一個最高權威來裁決糾紛,大炮就是最好和最后的法官。于是,所有的和平只是暫時的休戰,而所有的休戰又是為了下一輪更大規模的戰爭積蓄力量。這就是茨威格經歷并熱情謳歌的“太平”真相,他的真誠贊美只能化作后來讀史者的一絲苦笑。而當他一旦意識到和平的脆弱和虛妄,那種絕望和憤怒就像黑夜一樣把他完全吞沒。
       民族主義:是與非
       歐洲是近代各種思潮、各種主義的發源地,茨威格的回憶錄對此也多有涉及。談到茨威格之所以心安理得地認為他過去所處的“太平世界”是理所當然、不容置疑的,就必須追溯到當時他所秉持的自由主義信仰。這種信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相信持續的“進步”不僅可能而且已被每天的科學技術奇跡所證實。像父輩一樣,茨威格也深信“容忍與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約束力……各國和各教派之間的界線與分歧將會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步消失,因而整個人類也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安寧與太平。”(第4頁)
       盡管自由主義自啟蒙運動以來就在歐洲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但它似乎從來都沒有取得過定于一尊的統治地位,而且就這一思想本身而言,也并非那么無懈可擊。依學者之見,構成近現代歐洲歷史框架的兩根支柱是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它們之間的深刻矛盾與辯證統一塑造了近現代歐洲散發力量的特性和成為對外部世界具有長久支配力的源泉。對此,著名學者戴維·卡萊歐有精辟的論述。他寫道:“民族國家給予歐洲以維護統治者的合法性和動員民眾之無可匹敵的能力;資本主義則給歐洲帶來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技術和社會進步。”(《歐洲的未來》第17頁)對于民族國家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號召下的空前動員能力,茨威格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和目擊者深有領教,并對此有細致入微的近距離觀察:“成千上萬的人盡管在戰前的和平時期相處得比較好,但是從來沒有像戰爭剛開始時的那種感情:覺得他們屬于一個整體。一座兩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個幾乎有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在那個時刻覺得自己就是世界的歷史,覺得他們共同經歷著一個一去不復返的時刻,而且覺得每個人都得到召喚,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熱的群眾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種私心。地位、語言、階級、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別都被那短暫的團結一致的狂熱感情所淹沒。不相識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談;多年來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們到處看到精神煥發的面容。每個人都經歷著一個提高‘自我’的過程;他不再是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眾的一分子,他是人民;人民當中平時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視。……一種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們從日常生活中推舉出來。縱然是母親們的悲傷,女人們的害怕,在熱情洋溢的最初時刻也羞于把這種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來。”(第251頁)——那種所謂的“尚不知悉的力量”其實就是擁有強大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民族主義。
       作為一個長期過著一種世界性生活,并樂于以世界為祖國的人,茨威格對民族主義深惡痛絕,將其稱之為毒害歐洲文化之花的“不可救藥的瘟疫”,這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民族主義為使國家煥發活力而將其轉化為一個公民參與性社會,這也就“意味著國家間戰爭將自動地轉換成人民和文化之間的戰爭。”(《歐洲的來來》第60頁)也難怪茨威格眼睜睜地看著從前“始終以為是堅定的個性主義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朋友們一夜之間都成了狂熱的愛國者,而且從愛國主義者變成貪得無厭的兼并主義者”(第263),卻徒喚奈何,無力回天。
       但民族主義并不能因此就被世界主義者輕易否定。歷史地看,“民族國家被證明是一種比啟蒙運動時代典型的王朝的和權威主義的國家更好的統治模式。民族主義有助于緩和階級沖突,并且賦予政府以合法性和忍耐力來實現從專制主義向憲政民主的漫長過渡。與啟蒙運動時代的先輩們相比,民族主義哲學家們除了給國家理論帶來了更合適的個人和集體認同的心理學以及更為進步的歷史觀,還有更為系統的共同體觀念。”(《歐洲的來來》第58頁)由是,單薄的個人借民族主義之力找到了心靈的慰藉、身份的認同和效忠的對象,集體的力量通過集體意識得以凝聚;反過來,集體力量的彰顯又進一步強化了集體意識。
       其實,自1840年以來即飽受列強凌辱的中國,當亡國滅種的探重危機一次比一次切近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靠著強大的民族主義凝聚力,英勇抗爭,才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對茨威格寬廣的世界主義胸懷深表敬意的同時,我想,關于民族主義的是非功過迄今仍然遠非輕松就可論定的。
       歐洲命運:分與合
         啟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就陷入了分裂之中。但要求統一的呼聲也從未間斷過,例如,五個多世紀之前,但丁就主張將歐洲統一于神圣羅馬帝國之下。茨威格也是堅定的歐洲統一論者,就像本書的副標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而不是“一個奧地利人的回憶”——所暗示的立場。他滿懷激情地寫道:“如果任何一架飛機都像玩兒似地輕而易舉飛越過國界,那么這些國界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些海關壁壘和邊防崗哨完全是偏狹和人為的!和我們的時代精神完全是矛盾的!因為我們的時代顯然熱切盼望著彼此的緊密聯系和世界大同。”(第220頁)  但問題是,國界、海關、邊防會一夜之間突然自動消失嗎?民族之間的差異甚至是巨大鴻溝,無論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還是文化上的,會像變戲法一樣轉瞬消失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茨威格又有什么錦囊妙策促使這一切能夠一步一步地從偉大但抽象的理念變成真實哪怕粗糙的現實?遺憾的是,至少在回憶錄中我們找不到蛛絲馬跡。呵,詩人的浪漫想象徒激起我們的萬丈豪情,到頭來卻總是讓我們望而興嘆!那時的“歐洲共同體”夢想,就像美麗的浪花,撞在冰冷的現實礁石上,只會變得粉身碎骨。
       與文人墨客“世界大同”的詩意想象不同,歐洲歷史上確乎不乏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以另一種邏輯,即霸權邏輯,不屈不撓地實踐著統一歐洲的夢想:哈布斯堡王朝以反對宗教改革來推進它的霸業,路易十四則擎起“查理大帝的事業”大旗推行從亨利四世起即成型的法國霸權戰略,而拿破侖則將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原則和啟蒙運動的專家政治同擴張主義結合在一起。其后,繼之而起的威廉德國“被迫”——依其自我辯解——以武力謀求建立全球均勢而非小小的歐洲均勢以抗衡日益崛起的美俄巨人。但這種“統一”所遭遇的抵抗也異常頑強。“有可能成為并吞對象的反對者們以它們所尊崇的理念——傳統的封建權利、清教主義、生存的權利、民族主義——相抗衡。在每一次的霸權豪賭輸得山窮水盡之后,歐洲獨立國家體系就再一次得到肯定,因此就有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對精疲力竭的哈布斯堡的強制,以及拿破侖戰敗后旨在維護和平的大國公會”和一戰后應運而生的國聯。
       與上述爭霸戰結局不同的是,在經歷了空前血腥的二戰后,歐洲終于出現了和平主義的融合。但這與其說是自由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勝利,不如說是籠罩在歐洲上空的冷戰壓力使然。歐洲已非復從前,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它的力量已被大大削弱,歐洲以外的兩個超級大國以令人生畏的力量主宰了這個世界。因而這種自保兼自強性質的聯合,與茨威格所設想的富足的歐洲國家實現統一顯然相去甚遠。這再一次證明僅有想象力是不夠的,也許現實的壓力才是最好的動力。不過,無論怎樣,畢竟歐洲統一已經真正從抽象的理想變為了可以運行的實體,而且是兵不血刃地和平進行。當然,迄今為止,即使是最睿智的分析家也無法斷言歐盟一體化究竟還能走多遠,但我想歐盟數十年來已取得巨大成就還是多少可以告慰茨威格這位老牌歐洲主義者吧。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當我們從國際關系史的角度完成了對茨威格回憶錄的解讀時,除了對作家包容宇內的寬廣胸懷致以崇高敬意,對其理想破滅以死抗爭的悲劇命運寄予深切同情外,還要鑒往知來。畢竟,今天的世界依然不太平,從歐洲統一到世界大同還有太多的陷阱。“讀史早知今日事”,毋須悲觀,但須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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